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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口井，有些深，有些浅。有人偶尔会在独处时朝内倾倒自己的委屈或秘密，或者干脆搬块石头将井口封住，慎防窥秘的眼睛。

我们的周遭充斥着面貌雷同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永泽们，他们家境平凡、生活顺遂，生命中只容许一些小小的放肆，偶尔一夕贪欢，醒来不必记得对方的名字。

直子以“灰色、冰冷”为自己着装，她走不出木月割腕的阴影，最后也步上一样的不归路，溺毙在心底暗流汹涌的深井。她对渡边说：“我们全都有些地方扭曲、歪斜，不能顺利游泳，会一直往下沉的人啊！你为什么不去喜欢更正常的人呢？”

当超过半数的人都以为自己善泳，那个不能如鱼得水的人难道就不正常了？浮潜的人才知道何时探出水面，而不是完全仰赖当权者决定好氧气容量的配备，更不会盲目炫技而乐极生悲。胆小如鼠若我，宁愿自己具备分辨镜花水月的能力，才有跃入水里的勇气。

心理学家说，有思想的人，总是活得比较不合群。当大部分人只是蹲坐着观天时，他总要找一把锄头继续凿井，不甘做呱呱鼓噪、碌碌无为的蛙群。然则，当他交出完美的成绩单时，人们不会在意他每次挥锄付出多少汗水，只会锱铢必较他有没有照他们设定的光谱照本宣科、行礼如仪。

前年喜剧泰斗罗宾威廉自杀时，每张惊诧的O型嘴都列队吐出如出一辙的叹息，无法想象擅长搞笑的谐星为何会狠狠捺下触痛神经的感叹号。也许，只有极富自我荣誉感的日本人，才会明白生命的意义不是蝼蚁赶路那么苍白。

我们都徘徊在“做自己”和“被讨厌”的两难，总在别人的期待或窠臼中作茧自缚。维也纳心理学家阿德勒相信，能割舍别人的认同，才能活得自由。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也说：“有人讨厌你，正是你行使自由、依照自己生活方针过日子的象征。”

然而，过于顾影自怜的我们，终究还是害怕被孤立，情愿失去自我认知的价值，也要在耳朵边或面簿上攫取最多虚荣的赞，甚至把并非发自内心的互捧美化成“广结善缘”。

人生就如一个装满各色零嘴的饼干盒，当小绿和渡边说：“当你把喜欢的都吃掉以后，剩下的就全是不喜欢的了！”于是我们仿佛能够理解，芥川龙之介、三岛由纪夫、川端康成、海明威、伍尔芙等，可能都是极度偏食的家伙，当他们发现饼干盒里虽然缤纷依旧，却独缺适合他们咀嚼的口感时，只好索然无味地盖上盒子。

荡过的秋千、溜过的滑梯，都已无迹可寻。福州面摊的大哥哥已变成知天命的大叔，憨憨的圆脸漾着熟悉的笑意。楼上的小文具店还在，老板依然温文地站在柜台后面，只是玻璃柜子里已经没有那些花去我每日午餐费的日记本。当年看了很久却买不起的球鞋一直摆在脑丘遗憾的区域，鞋店却已变成兵营用品专卖小铺。

相对于旧机场路环境单纯的小贩中心商场，吴明益的中华商场浮漾着叠映红黄黑的记忆，十篇小说交织着逃家、殉情、嫖妓的原罪，本该隐蔽的事却赤裸眼前，如猫眼一样迷离。懵懂的小男孩，曾在公厕的缝隙间看见两个男生互吸彼此的生殖器，原始情欲也是文学沃土耕犁的一部分。

相隔三十年，回去的日子十个手指头数不完，虽曾用力逃离，有时车子路过都会心悸。一个人守着阴暗的屋子，夜里猫叫春的声音像极了婴儿委屈的悲啼，曙光微露以前才能把悬着的心轻轻放下。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，蓦然回首，几疑是隔世未竟的幻觉。

“有阵子我会想，那些我们具体可以碰到的事物是幻觉。桌子是幻觉，床是幻觉，倚靠一棵大树都是幻觉。而我们的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才是实在的，那些像被箭矢穿过的痛楚，那些被我们记述下来的，着了火的记忆才是真实的。”

达哥打弯最后那几座七层楼的旧组屋，也将走入历史。它们比我还早存在于这个尘世，据说是在林有福主政时建的。蒙巴登小学当年分“英文小学”和“华文小学”的前后两座旧校舍，俱已合二为一，变成了现在的务立中学。

记忆和幻觉应是魔术师最善玩弄的把戏，因为眼睛看见的未必能叨念一辈子。而那些你我以为忘不掉的，不一定每个章节都真实镌刻在走过的生命光谱。有时，火的颜色并不那么鲜明，甚至带着些许灰蓝。着火的记忆也不一定炙热，也许还透着冷冷的寒光。

至于幻觉，照吴明益的说法，似乎就更趋形而上了。我不常倚在树上，偶尔想靠一靠还要看清有没有红蚂蚁在列队操行。桌子和床是幻觉，倒没异议。我们在床上做梦，在桌沿写作，都靠虚幻的文字喂养，才不至于在现实中脱不掉形而下的面具。

设若记忆如拆卸的砖瓦能架起一座桥，幻觉如激流在桥下拍岸，旧居倒成废墟之后，儿时的小学上课钟声依然震耳，留着山羊胡子的级任老师去开会前依然指派我代课，九岁的小女孩依然握着粉笔颤颤地，在黑板上写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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